探究《古典風格》 開拓西樂研究
——“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中譯本暨音樂西學引介學術研討會”綜述
發布日期:2016-03-04      瀏覽 14282 次

探究《古典風格》 開拓西樂研究

                                        ——“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中譯本暨音樂西學引介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5年12月18日,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主辦的“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中譯本暨音樂西學引介學術研討會”在上海音樂學院隆重召開。該研討會以美國著名鋼琴家、音樂理論家查爾斯·羅森的經典名著《古典風格: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為核心研討議題,在此基礎上延伸探討當代中國西方音樂研究中的一系列相關問題。

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是西方論述古典音樂風格最為杰出的論著之一。該書自出版以來,在西方學界獲得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是英文世界近五十年以來影響力最大、引用率最高的音樂論著之一,為西方音樂文脈的著述和音樂分析、音樂批評樹立了新的標桿與尺度。該書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獲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音樂書籍。

經由音樂學家、音樂翻譯家、中國·西方音樂學會會長、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教授翻譯、引介,由“六點音樂譯叢”推廣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古典風格》一書于2014年登陸中國,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被《新京報》評為2014年度唯一藝術類好書,并入選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推薦圖書書目。 

圍繞這本經典著作,本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有:“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的學術立場、視野與方法”;“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的音樂闡釋與表達”;“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對當下中國的意義與啟示”;“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與中國西學引介及學科建設”等四項相關問題。顯然,會議的議題范圍遠遠超出了《古典風格》這一名著本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音樂系羅伯特·溫特(RobertWinter)教授、上海音樂學院院長林在勇、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迪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長王焰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麥淑賢教授、中國音樂美學學會前會長韓鍾恩教授、中央音樂學院余志剛、中央音樂學院姚亞平教授、中國·西方音樂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晡教授等40余名來自國內外的音樂學家、出版人集聚一堂,圍繞上述四個議題展開熱烈討論,專家的發言涉及古典音樂的人文內涵、西方音樂的研究傳統、中國西方音樂研究的學科方法等當前中國西方音樂研究中的諸多熱點問題?,F綜述如下。

會議開幕式由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主任趙維平教授主持。首先致辭的是楊燕迪教授。在表示對來賓的歡迎和對媒體、出版單位的感謝之后,楊燕迪介紹了此次學術研討的舉辦初衷,分享了其翻譯《古典風格》八年來的心路歷程。

隨后致辭的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王焰女士。她說《古典風格》于2014年出版是出版界的重要事件,該書出版一年多來,獲得了讀者的熱烈反響,而此次會議是對查爾斯·羅森的一次致敬。她認為《古典風格》是音樂學術界的杰出論著之一,楊燕迪的中譯本是對查爾斯·羅森的中文解釋,使中國的讀者和作者欣喜相逢。隨后,她對修訂版的《古典風格》所作的修訂進行了簡要的介紹。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音樂學教授羅伯特·溫特不但是一位資深的音樂學者,也是查爾斯·羅森生前的密友。他以羅森演奏的唐·喬萬尼、李斯特的作品作為開場。他說,查爾斯的演奏和寫作一樣,充滿了技巧但不炫耀,充滿了邏輯和感染力。批評羅森的人說他是個形式主義者,但是溫特教授認為,羅森不是形式主義者,不能給他貼上形式主義者的標簽,查爾斯論著是具有活力和觀點的,他的靈感和他所有的觀點不是來自于譜面而是來真正自由的音樂。溫特認為,楊燕迪的翻譯是先驅性的,使得查爾斯·羅森在中國獲得了影響力。

開幕式最后致辭的是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院長林在勇同志。他首先對與會者的參會表示歡迎。他認為,此次會議的討論對當前的音樂研究有著重要意義。他說,古典風格是跨界的、是經典的。一個領域、一種范式、一種不朽的表達就是古典,它超出了音樂。當下的我們應該真正去思考,什么是經典,什么是極致?!豆诺滹L格》這樣的著作也同樣超越了音樂,進入了文化,為文化歷史建樹作出了貢獻。他認為,人文社科研究值得從《古典風格》獲得借鑒,而本次的會議也不僅僅是對一本書的研討,話題超越了對一本書的討論。

開幕式結束之后是正式發言。譯者楊燕迪教授首先發言,主題為《查爾斯·羅森的音樂分析語批評理路》。他首先介紹了這本譯著翻譯的大致情況,并回憶了自己于1993年拜訪羅森的情景和二人的友誼。他說,這本書的涉及面很廣,博學的查爾斯是音樂界的錢鐘書,他作為鋼琴家,在《紐約時報》寫了快40年的書評。楊燕迪說,他讀這本書讀了近30年,在2016年重新修訂出版的新書中,他重寫了一個很長的中譯者序作為導讀。

他認為,這本書給我國學界的啟示是:對研究古典風格有不可多得的價值,可以將古典風格和巴洛克、浪漫時期的風格相對照,對理解不同時期的風格有幫助。查爾斯·羅森的著作對古典時期音樂風格的運作規律、運作思維作了清晰和深入的講解,對奏鳴曲式、奏鳴曲原則和奏鳴思維作了充滿美學、作品分析和作曲角度的分析,對音樂的教學有借鑒價值。其次,《古典風格》以三位大師的具體作品為研究對象,對學界研究三位大師有很大的啟示,尤其是針對風格和作品的研究。第三,是《古典風格》所帶來的研究方法論,對當下如何分析和如何解讀、如何觸及作品提供了借鑒。查爾斯·羅森的分析超出了“四大件”,很靈活,他所針對的都是音樂作品最突出的特點,將織體、力度等特點凸顯出來,對如何認識音樂作品、采取什么角度、如何用文字來表達音樂等都有著重要的啟示。在用文字表達音樂方面,楊燕迪認為,查爾斯的這部著作寫得好看,具有人文性和可讀性。第四,在根本的理論上,對什么是風格,風格的定義是什么,該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該書對創作美學、作曲家的創作過程和創作本質,提出了深入的看法。楊燕迪認為,查爾斯這本書如此有影響力是有原因的,對激發我們自己的思想,推進我們的學術有著積極的意義。

 

香港中文大學的麥淑賢教授發言題目為《查爾斯·羅森的文人情懷》。她認為,查爾斯·羅森的專著聚焦了最優秀作曲家的最優秀作品。它看起來是形式主義的,是既定原則和規范的有機論,但查爾斯·羅森的分析不是他的最終目的,分析是幫助我們理解古典主義音樂語言,幫助了解創作音樂的途徑。古典主義時期的音樂,在戲劇的表現性和結構形式上是相輔相成的。在那個時代做這種嘗試是一種創舉。她認為,羅森的《古典風格》為美國的音樂學提供了影響深遠的范例,提供了新的理論和體系,而不僅僅是系統的音樂分析。查爾斯·羅森有著廣闊的文化視野,寫作領域很廣,他的論文和隨筆從文化、哲學入手,延續了歌德、蕭伯納的傳統,他用文字清晰表達音樂,在個人的藝術領域有卓越的成果,其廣博的學識為文化作出了貢獻?!豆诺滹L格》填補了高質量音樂書的空白,滿足了愛樂者和新一代音樂家的要求,不但是古典音樂的研究,也是古典音樂研究的典范。

上海音樂學院的韓鍾恩教授以《羅森:<古典風格>的啟示兼談學科語言、方法論、本體論》為題發言。他認為,這本書的啟示首先是“學科語言問題”。對于學科語言,無論是對文人型還是專家型的音樂學者都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他本人敬仰青睞羅森這樣有很廣的知識基礎的人。他提出,如何通過文字語言描寫與表述感性經驗問題?兩者結合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分析性描寫與體驗性表述的文字語言罅隙如何彌合?他認為,分析專業有自己的語言,史學有自己的語言,但是美學沒有自己的學科語言,如何整合學科語言是一個重要問題。第二是“方法論問題”,他舉例說明羅森的方法論,羅森高度重視調性思維在古典作品中的建筑性作用。他說在絕對音高位置能否控制音響結構力和感觀結構力?他認為,作品研究程序、工藝性結構、音響結構力,音樂各個元素之間有音響結構力,他們和人的感性結構力是有關的。第三點啟示是“本體論問題”,即“音樂意義的語言表述”,以意義揭示作品的本體。第四點啟示是“藝術語言問題”,即,藝術是什么東西?韓鍾恩認為,藝術通過自己的語言探索世界、把握世界,通過藝術作品體驗并講述真理。他引用海德格爾的話“通過一部藝術所經驗的真理是用任何其他方式不能達到的”來論證藝術和其他領域一樣,是可以探索真理的,藝術采用解釋來證明它的存在。

中央音樂學院的余志剛教授以《品讀經典的最佳方式——以<古典風格>尾語為例》為題說明學術翻譯的艱難。他認為,最佳的閱讀經典的方式是中文版和原版對照閱讀,這樣可以使閱讀質量出現巨大的改善。他對楊燕迪的這本譯著的一些語句的翻譯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中央音樂學院的姚亞平教授發言題目是《羅森的“古典風格”》,他試圖探究羅森心目中的“古典風格”到底是什么?其中涉及了羅森“古典風格”的敘事方式與“古典風格”的戲劇性。羅森認為:風格是“一種探索語言,凝練語言的方式”、“一種風格本身應該像一件藝術作品一樣對待?!边@是古典風格的兩個重要點。姚亞平將羅森和申克加以對比,他認為,總的來說,羅森與一般理解的“古典風格”并沒有什么不同,是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其背后并沒有什么深奧的當代學術的理論背景。羅森的“古典風格”的特色,主要是在表述上,注重聆聽體驗,重視過程而不是結果,注重特殊而不是一般。羅森的“古典風格”的敘述方式是反對模式化的音樂分析,批評俗套的奏鳴曲理論,把形式和風格分開。羅森并不同意申克的分層,關于“古典風格”與戲劇性,羅森的所謂戲劇性與科爾曼很一致,是一種音樂的戲劇、抽象的戲劇或沒有具體內容的,只有張力和節奏,是一種“音樂性戲劇”。

大連藝術學院王晡教授以《Classical Music的界定、人文蘊涵和技術范式特征——起于和關于羅森<古典風格>的認識》為題作了發言。他認為,“Classical Music”的界定要從歷時性、共時性的兩個坐標,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基點來來認識和解釋。隨后,他分別解釋了Classical Music的原意、狹義和廣義,及其這些概念延伸演變的時間和歷史語境。由此,他進一步闡述這些概念所蘊含的“音樂的社會意義”、“人的創造力”和“自然屬性”,以及Classical Music的技術范式,包括“創新”、“文本”、和“功能音樂”等問題。他認為,Classical Music之所以成為西方音樂史上的一個時期的風格定位,重要原因是在于對維也納古典樂派音樂創作實踐的理性分析、理論總結并使之固化為理論體系;它也成為后世對一切音樂作品鑒別、闡釋和作價值衡量的客觀標準。王晡教授發言的第二主題是“關于《古典風格》”,內容涉及“sonata”、“主題和調性”、“音樂作品的意義分析”等三個部分。他主張,音樂作品的意義不但在于其文本,對意義的研究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音樂文本的最終價值在于意義。他認為,《古典風格》并不是一本體系性、史學性的理論著作,但它的意義遠遠超過教本。

上海音樂學院孫國忠教授發言主題為《<古典風格>與西學傳統》。他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古典風格》在西方音樂學術傳統中的地位;二是,《古典風格》中譯本的問世對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及其學科發展的意義。他首先談及《古典風格》誕生的西學語境——“二戰”以后,歐洲學者赴美產生的音樂學術傳統,以及美國音樂學的興起和繁榮,音樂學學科(歷史音樂學)在著名大學的建立,出版、樂譜、學術會議的興起等等。但這樣的興起和繁榮,也遭到一些質疑,比如科爾曼(Kerman)在《AProfile for American Musicology》一書中對實證主義進行了反思,在《沉思音樂》中提倡批評意識。羅森的這本書,就誕生于這一時代背景中。他認為,羅森的寫作思路、寫作風格、問題意識(選擇性的關注細節和整體的聯系)都是“另類”的。羅森關注了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的共識與不同。孫國忠認為,羅森的影響是促進了批評意識的蘇醒,推動了新音樂學的發展。他還認為,《古典風格》對中國西方音樂研究及其學科發展有積極意義,他主張通過閱讀學術經典來理解學術傳統,此外孫國忠還對國內研究生教育中的必修課和選修課問題提出了自己看法,認為還要加強課程建設。

武漢音樂學院汪申申教授的發言題目為《音樂語言、音樂形式與音樂風格》。他提出,音樂形式有廣義和狹義,狹義的形式主要是曲式,廣義的形式是作品的結構、作品的組織方式。音樂語言與音樂結構具有關聯,后者形成藝術的形式的概念,即廣義的形式,包括了語言和形式。通過音樂形式和語言構成了音樂風格。由此他追問,“風格”到底是形式范疇還是內容范疇?在聽音樂時,對音樂風格的把握,不一定是對作品的分析,我們對作品風格的把握是一種感性的直覺,羅森對這種感覺進行實證的分析,這里涉及到一個音樂結構的問題,涉及了音樂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此外,還有關于意義的問題,能否回避意義的解釋?貝多芬等人在音樂在創作之前,有一個創作意圖存在,如貝多芬所說,音樂應該是人類的精神迸發出火花。音樂不僅是一個審美價值,而且是精神世界的一個手段。因此,就涉及到應該使用什么樣的音樂語言把作曲家創作的意義表達出來。特定的語言才能表達特定的形式的風格,音樂的語言和文學中的語言是不同的,這里涉及一個“音樂修辭學”的問題。古典風格的形成,不在于使用了什么樣的語言、語法、語義,而是在于修辭法。他最后留下一個富于開放性的問題:是風格決定了音樂語言,還是音樂語言決定了音樂風格?

沈陽音樂學院彭永啟教授以《關于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中文語境下的閱讀與理解》為題作了發言。他強調閱讀的中文語境,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談想法,談對該書的總體感覺。他認為,該書與已有的作曲理論書不一樣,也和音樂學的書不太一樣,它不是從一個大的理論框架來進行,也不像教材,而跳出教材的框架可能更有價值。它的定位是重審美價值輕歷史價值的書,用浪漫主義作為古典主義的對照,帶有深刻的音樂領悟。在寫作上,游刃有余于調性音樂之內,提出奏鳴曲美學是一個有價值的術語,關于“戲劇性”對比與統一、對海頓的認識、海頓的創新和民間音樂的關系,放在古典音樂的里來談,這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對貝多芬而言,則更有著強烈的創新。同時,翻譯中有很多精彩的話語。

星海音樂學院任達敏教授的發言題目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樣本——<爵士樂思維——無線的即興演奏藝術之學術特色及其漢譯問題綜述>》,他論述自己完成《Thinking in Jazz——The Infinite Art of Improvisation》這本爵士樂專著的翻譯。從自己翻譯的爵士樂技術理論講起,談到這本書的作者F·柏利,詳細介紹了翻譯的情況和書目的情況,以及該書的研究方式、學術特色和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比如,由于爵士領域的特殊性,要對爵士內行,對術語要有掌握才行。

上海音樂學院錢仁平教授的發言題目是《音樂學院的“美育”反思——兼及<古典風格>的特色與啟示》。發言以和聲的解決和終止問題開始,從貝多芬作品的和聲入手,論述和聲如何把握古典風格,和聲的進行如何符合古典風格內容。由此,進一步對音樂學院的美育問題提出反思,比如,他認為,演奏人才的演奏事業短暫是因為美育不夠,只有合格的美育才能培養全面的人才。

上海音樂學院的陳鴻鐸教授以《感悟羅森的音樂分析方法》為題作了發言。他首先問到,《古典風格》是一本什么類型的書?它是難以歸類的“非典型”,它具有批評性,從音樂分析的角度來看,該書對音樂語言有著透徹的理解。對該書的評價來說,羅森是一個音樂鑒賞家,他的分析常常與眾不同,但是又不得不令人認同,全書充滿了歷史文化背景和歷史語境,充滿了人文內涵的剖析。第二,在方法論上,羅森音樂分析的方法具有實證性,觀點建立在音樂本體的分析之上,對音樂文本的分析不僅僅是看到了技術。陳鴻鐸還認為,羅森對“再現”、“平衡”等問題的看法有著創新性。

上海音樂學院李小諾教授的發言題目為《西方音樂形態演變中的“拱頂”——從貝多芬<弦樂四重奏(op.133)>說起》。她首先對“拱頂”的結構含義及構成作了解釋;隨后從貝多芬《弦樂四重奏(OP.133)》的結構入手,分析了該作品的素材、結構和創作手法;之后,又概述了西方音樂結構形態的演變過程,認為該過程是各種結構原則“形成”而又“瓦解”的“拱形”過程;某種意義上,古典主義時期與浪漫主義時期之交的音樂創作是這一過程的轉折點,而貝多芬的創作在變奏原則、奏鳴原則、混合結構等方面尤其具有典型性,因此,在西方音樂形態演變過程中具有“拱頂”的意義。認為古典風格的作品是兩種對抗因素渾然一體發展而成。她還認為,藝術作品是生命結構體,常常是多重結構原則的混合,具有模糊性和多義性。音律、調性轉折點、曲式在確定類型化的結構形式方面有重要價值。

北京大學劉小龍副教授以《查爾斯·羅森視野中的貝多芬——從風格分析抵達意象重塑》為題發言。他介紹了查爾斯對貝多芬評價,引用了羅森在《古典風格》一書中對貝多芬的敘述。從“古典的貝多芬”入手,列舉了貝多芬的樂思、材料、變奏、時間、賦格等方面來談論貝多芬的創作本質,認為貝多芬具有創新性。在羅森眼中,貝多芬是古典、戲劇、簡化、內省、統一、靜止等的意象,貝多芬是返璞歸真、探索真理,追求統一、渴望雋永的統一體。

上海音樂學院的伍維曦副教授發言題目為《西學文脈與作品性音樂:悖論中的意義——<古典風格>讀后》。他認為,查爾斯·羅森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學家而是文化的混合。伍維曦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形式主義的風格史方法論、如何理解18世紀后半葉器樂風格的“意義”、“古典”器樂語匯及風格的古典文學來源、羅森的古典式音樂詩學與19世紀歐洲文脈的嬗變。在此基礎上,他論述了“中、歐文脈之基本差異”;聚合性與非聚合性;“非聚合性”詩學觀照下的結構;從“古典”向浪漫主義的轉向等方面的問題。

   上海音樂學院青年教師甘芳萌的發言題為《“升A抑或是還原A”是否還需要討論?——論羅森對貝多芬對稱性主題材料語調性布局的解讀》以貝多芬《Bb大調奏鳴曲》為例,論述羅森歸納的該部作品的核心特征:下行三度Bb-G、Eb-B、Bb 存在“不確定歧義”(ambiguity)。進而對該作品從主題材料的分析、形式分析到內涵體驗,再到該樂章和其它樂章不同等方面闡述了其觀點。還涉及到不同音級上的半音化、“同音異名”、上導音與導音的對稱等問題。

上海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孫紅杰副教授以《唐斯<古典音樂>與羅森的<古典風格>》為題發言。從兩本專著的文本屬性、論域和立場,兩位學者對“典范”意義等方面的不同解讀進行了對比。涉及“聚合性”、具有“平衡感”、“張力和解決”、“樂思運動的導向性”、“戲劇性和比例感”等問題,孫紅杰的發言對比二者不同的闡述。他認為對海頓、關于莫扎特、貝多芬,兩種解讀都堅信“典范”意義的永恒性。唐斯的趣味之于古典音樂較為重要,羅森的解讀基于“生命有機體”學說,唐斯解讀首先體現他格外關心社會風貌對音樂風尚的影響。

上海音樂學院在讀博士林海鵬的以《從風格原理角度解析古典歌劇變革——評查爾斯·羅森的古典歌劇觀》為題發言。主要涉及《古典風格》卷四“嚴肅歌劇”和卷五“莫扎特——喜歌劇”兩部分的內容。從羅森的“技術派”歌劇批評、嚴肅歌劇的癥結、喜歌劇與奏鳴曲式原則等三個入手展開論述。林海鵬認為,只有從藝術的風格原理出發,我們才能為一個體裁成功或失敗找到真正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上海音樂學院在讀博士孫勝華以《<古典風格>與史學研究——以勃拉姆斯對貝多芬的繼承為例》發言。他認為羅森在在具體的技術分析上,從歷史橫向抽象出音樂語言風格(如,卷二中談到的“音樂語言的聚合性”);第二是從歷史縱向上,通過指出音樂演變之規律來探討風格問題。他認為后者的啟發更大。他以勃拉姆斯四部交響曲和《第一鋼琴協奏曲》等作品為例來論證勃拉姆斯對貝多芬等古典風格的繼承與創新。

上海音樂學院在讀博士杜鵑以《通達音樂意義的方法——只談路徑,不談結果》為題發言。認為羅森始終關注音樂的意義問題,并有著獨特的路徑。論述了堅持“形式主義”的立場和“只談路徑,不談(少談)意義”的關系,她認為,應將音樂語言放置在人文環境中,但更關注音樂作品的語言表述。羅森幾乎不談音樂的意義,而更多的是談音樂如何表達意義。這種只談路徑,不談結果的研究方式令我們反思,也許音樂的意義問題并非我們所想象的一樣,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答案或者結果,它也許只是一個路徑。當然,這與我們慣常的思考與研究的路數很不一樣,但正是這種重過程輕結果的研究方法迫使我們潛下心來,以一種更清晰、客觀、理性的方式面對音樂的意義問題。

上海音樂學院在讀博士蔡麟以《古典風格:建構與成就——評查爾斯·羅森<古典風格>》為題發言。她認為,羅森既不同于分析本體的工作(如申克),也不滿于那些不落音樂實處的“背景”式人文“景象”描述(如,羅森曾公開表示對阿多諾的不滿和反感)。羅森質疑定見、提出問題,分析和批評解讀,彰顯維也納古典三杰的審美旨趣和獨特價值。同時,以英美的實證傳統為基礎,精準的分析是該書的特色和精粹所在。

上海音樂學院在讀博士嚴逸澄的發言題目為《略論羅森對古典協奏曲的考察路徑》。她通過對比羅森和科爾曼等幾位理論家的觀點,認為,羅森是唯一一個將奏鳴曲(式)視為一種風格植入其他體裁的。羅森認為支配協奏曲的奏鳴曲風格——“奏鳴曲的比例與張力”、“構成材料的不是作品的主題動機是它們的次序和關系”彌合了“奏鳴曲”和“奏鳴曲式”的概念辨析。她認為,拋棄固定的曲式模塊,從奏鳴曲善用的比例和張力著手,才能深入細微的作品肌里,才能解決和解釋用宏觀曲式學難以處理的問題。

上海音樂學院在讀博士田彬華以《音樂語境中的作品解讀:<古典風格>的音樂闡釋與表達》為題作了發言。從“古典風格”概念范疇的構建:理解與虛構;“形式”足矣:音樂作品的“改寫和翻譯”;闡釋方法:音樂歷史語境逐層構建中的音樂特性分析等三個方面展開敘述。他認為,“歷史語境”是羅森內置于其分析及文筆之后的深層意識。羅森以一種具有內在歷史感的分析闡釋,以一種對動態發展、而又有著不可約化之整體特征的“古典風格”富于邏輯的個性闡釋,帶給了我們極富靈感和啟發的個性文本。

上海音樂學院在站博士后黃宗權以《查爾斯·羅森的“風格”觀評析》為題發言,他首先從“風格”這個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含意的變化來論述查爾斯·羅森的“風格”觀有什么不同。由此對比查爾斯·羅森具有何種創見。羅森的風格涉及了“個人風格”、“群體風格”與“時代的風格”,羅森認為音樂的風格不是音樂的表現特征,而古典風格包含了系列的特征,如,“戲劇性的驚訝”、“形式完美性”和“表現型與流暢性”等方面,這些通過調性和主題發展而實現。由此羅森提出“風格是應用語言的一種方式”。黃宗權認為,羅森的風格觀念對理解西方音樂體裁和形式的變遷有重要意義。

 

 

縱觀本次學術研討會,以查爾斯·羅森的《古典風格》一書為起點,圍繞本次學術研討會的四個核心議題,與會學者展開了豐富而多元的探討。提供了觀點鮮明的論題,這些題目涉及到當前中國西方音樂研究方方面面的問題,“以點帶面”折射出當前西學研究的富于活力的現狀,專業方向涉及了音樂史學、音樂美學、音樂分析和西學翻譯等領域。也許各位學者的關注的角度不同、也許提出的結論不同,但是無疑都提供了真知灼見。學者的年齡層次也涵蓋了老中青三代人,從學緣結構上,集聚了全國各大音樂高校的相關領域的主要學者代表,他們一起貢獻了這場有見地、有見識、有活力的學術研討會。當然,中國·西方音樂學會和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為本次的會議的成功舉辦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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